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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川:非典型唐代長安詩人,承包了《長安十二時辰》所有詞作的李白

2019/07/10 11:37:29 來源:《唐詩的讀法》  作者:西川
   
詩人西川在其著述《唐詩的讀法》中,寫到李白:“安史之亂前,唐朝宮廷的詩歌趣味把握在王維手里。而李白是外來人,野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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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安十二時辰》該劇改編自馬伯庸的同名小說,講述了唐朝上元節前夕,長安城陷入危局,長安死囚張小敬臨危受命,與李必攜手在十二時辰內拯救長安的故事。值得一提的是,全劇所有歌曲的作詞人皆為詩仙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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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人西川在其著述《唐詩的讀法》中,寫到李白:“安史之亂前,唐朝宮廷的詩歌趣味把握在王維手里。而李白是外來人,野小子。”“唐長安的主流詩歌趣味和宮廷詩歌趣味肯定對李白有芥蒂”。


唐人的寫作現場。詩人之間的關系


文 | 西川


  安史之亂前,李白是外來人,野小子


  1979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過一個薄薄的劇本,名為《望鄉詩——阿倍仲麻呂與唐代詩人》,作者為日本人依田義賢,譯者的名字忘記了。那時“文革”剛結束不久,國門也剛打開不久,中日友好是一個新鮮話題。借這一契機,日本遣唐留學生、后來成為唐朝高官的阿倍仲麻呂,在去世近一千二百年后忽然起死回生。我當時不是在上初三就是在上高一,在書店里買到這本《望鄉詩》,同時也記住了李白一首不太有名的詩《哭晁卿衡》:


  日本晁卿辭帝都,征帆一片繞蓬壺。


  明月不歸沉碧海,白云愁色滿蒼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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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


  前面已經提到,“晁衡”是阿倍仲麻呂入唐后所取漢人名字。他在開元五年(717)十九歲時到達長安,入國子監學習,后來進士及第,到肅宗朝官至左散騎常侍兼安南都護、安南節度使。七十二歲逝于長安,被代宗皇帝追贈從二品潞州大都督。在長安,仲麻呂與王維、儲光羲、李白、趙曄等都有交往。天寶十一年末(752),已入唐三十七年的仲麻呂獲準隨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歸國。玄宗皇帝特任命他為唐朝赴日本使節。詩人們則寫詩為他送別。仲麻呂答以《銜命還國作》一詩,詩寫得一般:


  銜命將辭國,非才忝侍臣。


  天中戀明主,海外憶慈親。


  伏奏違金闕,騑驂去玉津。


  蓬萊鄉路遠,若木故園林。


  西望懷恩日,東歸感義辰。


  平生一寶劍,留贈結交人。


  不料翌年傳來阿倍仲麻呂遇海難的消息,李白遂寫下《哭晁卿衡》詩。但仲麻呂在經歷了海上風暴、沉船、安南海盜、同伴幾乎全部遇難的情況下,居然幸存下來,于天寶十四年(755)6月,輾轉回到長安。然而不待他喘息平定,11月安祿山反,玄宗幸蜀,仲麻呂隨駕。這也就是說,他親歷了馬嵬坡六軍不發、楊貴妃香消玉殞的歷史時刻。肅宗至德二年(757)仲麻呂隨駕玄宗歸返長安時年已六十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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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長安圖


  《望鄉詩》本是阿倍仲麻呂海難后歸返長安時讀到李白《哭晁卿衡》后寫下的一首詩的題目。依田義賢以之作為劇本的名字。依田義賢設計了一個長安詩人們為阿倍仲麻呂送別的聚會場景,長安城里的名流們都到場了。王維和李白都在,而且你一言我一語。很美好。不過,這卻是虛構的。作者大概并不了解,在長安,李白和王維的關系相當微妙。現在我們打開電腦瀏覽新聞網頁,會不時發現這個明星“手撕”那個明星,李白和王維雖不曾手撕過對方,但翻開他們的詩集,我們找不到這二人交集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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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倍仲麻呂


  不錯,日本遣唐留學生阿倍仲麻呂既是王維的朋友也是李白的朋友;不錯,孟浩然與王維、李白兩人都有交往;不錯,王維和李白都想贏得玄宗皇帝的妹妹玉真公主的好感(這種競爭真是很大的麻煩),但王、李之間似乎沒有往來。


  大概的情況是這樣的:安史之亂前,唐朝宮廷的詩歌趣味把握在王維手里。而李白是外來人,野小子。就像17世紀受古典主義劇作家高乃依、莫里哀、布瓦洛等人影響,法王路易十四的宮廷不接受“野蠻的”莎士比亞一樣,大唐長安的主流詩歌趣味和宮廷詩歌趣味肯定對李白有芥蒂;這時的王維一定不喜歡李白。兩個人甚至有可能相互厭煩,瞧不上。


  所以李白雖然得意,在賀知章的推舉和玉真公主的引薦下見到了皇帝和楊貴妃,可是他自己在詩里說:“時人見我恒殊調,聞余大言皆笑。”另外,李白《夢游天姥吟留別》詩結尾處的道德名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一定有所指向。那么他指向的是誰呢?不會是王維吧!或者還包括高力士!


  李白在長安的日子不見得好過。其時與之密切來往的人,可能除了賀知章,再就是幾個同樣是外來人、同樣想在長安謀發展的青年詩人,還有書法家和詩人張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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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劇《長安十二時辰》中的以詩人賀知章為原型的人物何執正


  王維一定不喜歡李白。李白的性格、才華成色和精神結構跟王維很不一樣。


  首先他們的信仰就有巨大差異。王維信佛教,其母親追隨北宗禪神秀。而李白雖是儒家的底色,但深受道教影響。陳寅恪說道教起源于濱海地區,因此李白寫“日月照耀金銀臺”,全是海市蜃樓的景觀。他的想象力、思維方式,跟王維沒法分享。


  第二,李白這個人早年好任俠,喜縱橫術,據說曾經“手刃數人”。他在詩里說:“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三杯弄寶刀,殺人如剪草”;“笑盡一杯酒,殺人都市中。”——看來他關心殺人這件事,但也沒聽說他為“手刃數人”吃過官司。要么是他跑得快,逃離了現場;要么是他做生意的父親李客有錢,擺平了官司;要么他是吹牛皮——他喜歡吹。


  李白后來在長安飛揚跋扈,喝起酒來一定是吆五喝六,這樣的人別說王維受不了,一般人都受不了。


  第三,李白的詩歌充滿音樂性,宛如語言的激流,這語言激流有時噴射成無意義言說,讓我們感受到生命的燦爛。太迷人了。而王維是千古韻士,蘭心蕙質,涵泳大雅。其早期詩歌亦有英豪之氣,邊塞詩也寫得好。他認出了陶淵明的不凡,但又把《桃花源記》改寫成了游仙詩《桃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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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維畫像


  對美術史感興趣的人一定知道,王維也是大畫家。這也就是說王維詩歌中包含了20世紀英國詩人T.S.艾略特所強調的視覺想象力。可惜做文學史的人不了解王維的繪畫,做美術史的人又只關心王維詩中與繪畫有關的部分。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卷五載有一首王維的自述詩:


  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


  不能舍馀習,偶被時人知。


  日本圣福寺藏有一幅相傳是王維所畫的《輞川圖》,大阪市立美術館收藏的《伏生授經圖》據傳也是王維所作。從這兩幅很有可能是后人臨仿的圖畫判斷,王維心地精細,很是講究。黃庭堅謂“王摩詰自作《輞川圖》,筆墨可謂造微入妙。”(明毛晉編《山谷題跋》卷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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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王維《輞川圖》絹本 藏日本圣福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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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唐王維《伏生授經圖》 藏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


  而我在北京故宮武英殿拜觀過李白唯一的存世真跡《上陽臺帖》:“山高水長,物象千萬,非有老筆,清壯何窮。十八日上陽臺書。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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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上陽臺帖》


  黃庭堅也見過李白手稿:“及觀其稿,書大類其詩,彌使人遠想慨然。白在開元、至德間,不以能書傳,今其行草殊不減古人,蓋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歟?”(《山谷題跋》卷之二》)


  僅從視覺上我們就能直接感覺到李白、王維截然不同的氣質。當時拜觀詩仙書跡,目驚心跳,直如登岱岳,眺東海,太偉大了!一股子莽蕩蒼郁之氣撲面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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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庭堅


  詩人與繪畫或者更廣范圍的視覺藝術的關系(暫不提詩人與音樂、舞蹈等其他門類藝術的關系),值得我們認真探討。很多詩人的才華不只限于詩歌寫作。


  換句話說,他們的才華,至少識見,常常溢出詩歌的領土,并且受益于這種“溢出”,而僅僅囿居于詩歌領土的詩人們看來其才華只是捉襟見肘的將將夠用——這還是往好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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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和杜甫


  話既然說到這里,我們就可以順帶提一下杜甫和繪畫的關系:杜甫除了在《解悶》組詩中尊王維為“高人”,他在其他詩篇中提到和評論過的同時代的畫家有:吳道子、江都王李緒、楊契丹、薛稷、馮邵正、曹霸、韓干、鄭虔、韋偃、王宰等。他對于視覺藝術的興趣之濃不下于19世紀法國的象征主義詩人波德萊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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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畫像


  一旦了解了一個時代詩人們之間的看不慣、較勁、矛盾、過結、冷眼、反目、蔑視、爭吵,這個時代就不再是死一般的鐵板一塊,就不再是詩選目錄里人名的安靜排列,這個時代就活轉過來,我們也就得以進入古人的當代。


  偉大的人物同處一個時代,這本身令人向往。但他們之間的關系也許并不和諧。這一點中外皆然:同處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達·芬奇和米開朗基羅兩人就互相瞧不慣;20世紀美國作家福克納和海明威之間也是如此。這種情況還不是“文人相輕”這個詞能夠簡單概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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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姝尾達彥所繪唐朝長安西市


  李白在生前并不是典型的唐代長安詩人


  但文人之間如果不相輕,而是相互推重,相互提攜,那么一個時代的文化風景就會被染以濃墨重彩。


  18世紀末、19世紀初德國歌德與席勒在魏瑪的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德國的浪漫主義文學(盡管兩人管自己的寫作叫“古典主義”)。在唐代,李白與杜甫的友誼也是千古佳話。


  杜甫詩《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說他倆“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我們前面提到過的美國20世紀垮掉派詩人、同性戀者金斯伯格據此斷定李杜兩人有同性戀關系!——過了。


  杜甫寫有兩首《贈李白》,兩首《夢李白》,以及《不見》《冬日懷李白》《春日懷李白》《天末懷李白》等。他在《飲中八仙歌》中對李白的描述“李白一斗詩百篇”、“飛揚跋扈為誰雄”,為我們留下李白形象的第一手資料。


  李白橫行的才華和他所呈現的宇宙,一定讓杜甫吃驚、大開眼界,獲得精神的解放,使之看到了語言的可能、詩歌的可能、人的可能。我沒見古今任何人談到過李白對杜甫的影響,只常見抑李揚杜者的偏心。


  中唐元稹可能是較早比較李杜詩風與詩歌成就的人,他在《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并序》中說:


  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狀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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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稹畫像


  這大概是后來宋人抑李揚杜的先聲。杜甫本人應該不會同意。現代詩人、學者聞一多在他那本有名的《唐詩雜論》中收有一篇名為《杜甫》的專論。在這篇文章中,聞一多認為杜甫一開始是被“仙人李白”所吸引,后來發現了李白仙人一面的“可笑”。


  聞一多在此是以杜甫為中心討論問題的。他可能一時忘記了李白比杜甫大十一歲,在杜甫對李白的看法中不可能不包括年齡的差異對杜甫的影響,他看李白一定是以綜合的眼光,而不會頭腦“清醒”到只仰慕仙人李白而對詩人李白無所感受。


  肅宗乾元元年(758)李白五十八歲踏上流放夜郎之途,杜甫在蜀中聞訊遂寫下《不見》一詩:“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


  杜甫與李白的關系不同于李白與王維的關系:李白在當時雖然神話在身,但并不是王維那樣的可以左右宮廷趣味的詩歌權威。套用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認為莎士比亞不是典型的英語作家、塞萬提斯不是典型的西班牙語作家、雨果不是典型的法語作家的說法:李白在生前并不是典型的唐代長安詩人。


  其實明代胡應麟在《詩藪》中早就說過類似的話:“超出唐人而不離唐人者,李也。”對王維而言,李白是一個挑戰者,但杜甫并不是李白的挑戰者。他們是同道。所以胡應麟緊接著剛才那句評論李白的話之后又說:“不盡唐調而兼得唐調者,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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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藪》,古代中國詩歌理論著作。明代胡應麟撰詩話,共二十卷,廣泛而系統地評論了自周至明的各體中國詩歌。


  杜甫雖未與李白同時居長安,但他像李白一樣也是長安詩壇的外來者,所以兩人之間會有認同感。


  此外,也許更重要的是,杜甫認識李白時自己還不是“詩圣”,安史之亂還沒有爆發,杜甫還沒有成為真正的杜甫。杜甫是橫霸古今的大才,他一定知道李白是開拓性的詩人,他自己也是。


  殷璠言李白《蜀道難》“可謂奇之又奇,然自騷人以還,鮮有此體調也。”胡應麟《詩藪》言杜甫“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有依傍。”我在此斗膽猜測一下:杜甫如果不曾成為李白的朋友,那么杜甫的創造力后來也許會以另一種風格呈現。


  一個強有力的人對另一個強有力的人的影響不一定履行大李白生出小李白的模式(世間有太多大齊白石生出的小齊白石混吃混喝),而很有可能是,接受影響的一方被面前這個龐然大物推向了另外的方向,最終成為他自己,成為另一個龐然大物。


  而這個最終成為了自己的人心里明白,他是以他不同于影響施加者的成就向影響施加者或宇宙開啟者致敬。


  李白和杜甫,兩顆大星,運行軌道有所交匯,這是世界詩歌星空的奇觀,但兩個人其實又是不同的。


  聞一多甚至斷言:“兩人的性格根本是沖突的。”——可能話說得有點過分:兩人的性格雖然不同,但并不一定非要“沖突”。比較起來,杜甫是儒家,其詩歌根源于中原的正統氣象,與現實社會緊密結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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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詩雜論》是聞一多先生的一本名著,其中的文章大都發表在20-30年代的報章雜志上,后來匯編成冊。聞一多先生站在一個嶄新的高度,以歷史的眼光分析研究唐詩的結晶。全書沖破了傳統的學術方法、學術研究的狹隘和封閉,從詩人的角度看待、研究詩歌,多所卓見。


  如果說李白的想象力方式來自于海水、海市蜃樓,那么杜甫的想象力方式則是來自于土地、土地上萬物的生長與凋零。


  前面我們說到,杜甫比李白年齡小約一輪。所以李白可以笑話、戲弄杜甫,而寬仁的、尚未成為杜甫的杜甫也不以為意。晚唐孟棨《本事詩》高逸第三載李白詩:


  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


  借問因何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


  宋代計有功《唐詩紀事》卷第十八、《全唐詩》卷一八五亦載此詩。從這首信口而出的小詩我們可以感受到李杜之間關系的融洽,因為只有融洽的關系才能包納戲謔。


  當然另一方面我們在此也能感受出他們二人寫作方式和作品質地的不同:李白詩是音樂性的,而杜甫詩是建筑性的。杜甫和李白的才華性質并不一樣,但兩個人的高度是一樣的。


  杜甫認出了李白,就像后來的元稹、韓愈認出了杜甫,杜牧、李商隱認出了韓愈。這首小詩不見于李白詩集,有人說這是好事者所為,是偽作,不過這至少是唐代的偽作。歐陽修《詩話》謂“太瘦生”三字“唐人語也”。


  我們借此想象一下李杜的關系,至少中唐或晚唐人對李杜關系的猜想,也是有趣的。考慮到那時信息傳遞速度的緩慢,以及主流詩歌趣味尚未經過安史之亂的顛覆,所以,盡管杜甫在長安文壇也很活躍,已經寫下了一些重要的詩篇,但其名氣依然有限,不得入同時代的詩歌選本《河岳英靈集》。


  這也就是說直到安史之亂前,杜甫的重要性還沒有完全展現出來;要等到他死后三十年他才被接受為頂天立地的人物。


  (本文有刪節)


  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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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川2018年10月在西班牙馬德里


  西川,詩人、散文和隨筆作家、翻譯家,1963年生于江蘇,1985年畢業于北京大學英文系。曾任美國紐約大學東亞系附屬訪問教授(2007)、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寫作系奧賴恩訪問藝術家(2009),北京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教授、圖書館館長,現為北京師范大學特聘教授。北京文藝網第五屆國際詩歌獎終評評委。


  出版有九部詩集、詩文集,其中包括《深淺》(2006)和《夠一夢》(2013),另出版有兩部隨筆集、兩部評著、一部專著、一部詩劇。此外,譯有龐德、博爾赫斯、米沃什、蓋瑞.施奈德等人的作品。


  曾獲蟬獎(2018)、東京詩歌獎(2018)、魯迅文學獎(2001)、上海《東方早報》“文化中國十年人物大獎(2001-2011)”、騰訊書院文學獎致敬詩人獎(2015)、德國魏瑪全球論文競賽十佳(1999)等。


  其詩歌和隨筆被收入多種選本并被廣泛譯介,發表于二十多個國家的報刊雜志。紐約新方向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英譯《蚊子志:西川詩選》(譯者Lucas Klein),該書入圍2013年度美國最佳翻譯圖書獎并獲美國文學翻譯家協會2013年盧西恩.斯泰克亞洲翻譯獎等。


  (編輯: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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