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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宰先生,我不喜歡你的作品” | 三島由紀夫

2019/09/17 10:07:21 來源:楚塵文化  
   
或許約莫在這個時期,我和太宰治有過短暫的會面,無疑,這件事情必須記錄下來。

  三島由紀夫(1925.1.14 — 1970.11.25)是日本著名作家、電影演員,一生寫過21部長篇小說、80余短篇小說以及大量散文,代表作有《金閣寺》《豐饒之海》等。


  本文節選自三島由紀夫的《我青春漫游的時代》,記述了他年輕時的軼事與文學的心路歷程。這顆早熟的心靈真誠而無畏,確如他所說——“也許我生來就是一個無可救藥的浪漫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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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島由紀夫


  或許約莫在這個時期,我和太宰治有過短暫的會面,無疑,這件事情必須記錄下來。


  盡管在戰爭時期,我的交游并不廣泛,但戰后倒有幾個文學上的朋友。


  “在《人間》雜志上寫小說的三島”,這是我當時的頭銜。其實,要以這個頭銜成為一名自由奔放的作家很容易,但膽小的我卻連這個也做不到。我少年時代師事的川路柳虹先生的兒子川路明,現在是松尾芭蕾舞團的領軍人物,那時他是個性格剛強、喜歡炫耀的青年詩人;現在社會黨的麻生良方是眉目清秀的不良少年,曾出版過詩集《黑薔薇》;劇作家矢代靜一則是最早向我傳達年輕人對太宰治的作品極為狂熱推崇的人。此外,還有身材豐滿的三十歲女詩人等,各種不可思議的人物。只是由于我在戰爭時期的偉大夢想已然消失,以至于覺得眼前的真實都只能感到悲慘,盡管我還很年輕,卻沒有洋溢著青春活力。


  太宰治是在戰后第二年,即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來到東京的,他發表了很多著名的短篇之后,其小說《斜陽》一九四七年夏天開始在《新潮》雜志上連載。在這之前,我在舊書店找過他的《虛構的惶惑》,讀過其三部曲和《鄙俗的青年》,但閱讀太宰治的作品,或許是我最糟糕的選擇。那些自我戲劇化的描寫使我反感,作品中散發的文壇意識和負笈上京的鄉下青年的野心,令我無法接受。

  
  當然,我承認他那罕見的文學才華,或者是出于我的愛憎因素,他也是令我生理上反感的作家,因為他是刻意把我欲隱藏的部分暴露出來的那種類型的作家。許多文學青年,以在他的作品中找到自己的肖像而興奮不已,我卻急忙地別過臉去。直到今天,我仍持有都市出生之人的固執和偏見,哪怕稍微想到“負笈上京的鄉下青年的野心”,都會讓我深深不以為然。在那之后出現乍看像都會派的時髦新銳作家,他們散發出來的習氣同樣令我無法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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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輕時的太宰治。1946年秋,攝于東京銀座酒吧


  我周圍的青年們,對太宰治狂熱推崇,至《斜陽》發表時達到了頂點。為此,我變得愈發固執,公開表示我討厭太宰治的作品。


  《斜陽》發表之時,社會以及文壇上為之轟動,這大概是因為當時沒有電視和缺乏娛樂活動,使得文學性的事件容易引來大眾的關注。今日,諸如這種全體社會對文學的狂熱現象,幾乎令人難以想象。與當時的情況相比,現在的讀者太過冷靜自持了。


  我也立即弄來這本書看了一下,可看了第一章就讀不下去了。出現在作品中的貴族,當然全是出自作者的寓意,盡管他描寫的不是現實生活中的貴族,但既然是小說,或多或少得有“像真實的”呈現。但在我看來,不論從人物的措辭還是生活習慣,都與我“二戰”前見聞的舊貴族階級天差地別。光是這點就令我厭煩至極。比如,貴族的女兒把“廚房”說成“灶腳”,或者“母親的用餐方式”等,其實正確說法應為“母親大人的進膳禮儀”才對。還有,他以為作品中的母親本人凡事都需使用敬語,因此連自稱也使用敬語:


  “和子,你猜猜看母親大人現在做什么呀?”


  除此之外,他還描寫她在庭院中站著小便!


  舉凡這些描寫,使得我對太宰治的文學的批判愈發激烈。因此,有些朋友覺得讓我與太宰治見面是件有趣的事。諸如矢代靜一及其友人早已經常進出太宰治的住所,他們隨時都可以帶我去。


  至今,我已記不得是哪個季節造訪太宰治的,只記得《斜陽》連載剛剛結束之時,似乎是在秋季吧。至于帶我前往的可能是矢代靜一及其文學同好、后來早逝的原田吧,我連這亦記不清楚了。那次,我好像是穿著條紋和服。平常很少穿和服的我之所以這樣打扮,是因為我把造訪太宰治視為盛事。


  夸張地說,我的心情宛如懷里暗藏匕首出門的恐怖分子。太宰治的住處似乎在一家烤鰻魚鋪的二樓,我登上昏暗的樓梯,一打開拉門,只見六坪左右大的房間內一群人坐在昏黃燈光下。或許那時燈光很明亮,但在我的記憶中,一回想起戰后時期“贊美絕望”的氛圍,我總會覺得榻榻米是起著毛邊的,燈光必須是昏昏然。


  太宰治和龜井勝一郎并坐在上座,其他的青年則散坐在房間的四周。經由朋友的介紹,我寒暄了幾句,旋即被請到太宰治跟前的席位上,并得到了一杯酒。我覺得,現場籠罩著過度溫馨的氣氛,宛如相互信任的祭司與信徒的關系,大家對他的每句話都很興奮,并且頗有默契地分享這份感動,等待著下一個啟示。或許這可能出于我先入為主的偏見所致,可是房間里倒是真的洋溢著甜蜜的氛圍。簡單地說,那種“甜蜜”的氣氛,與年輕人的撒嬌不同,而是那個時代特有的、令人哀婉而感動的、充滿著自己才是當代的思想者的自豪,那種灰暗傷感的、亦即典型的“太宰式”的灰暗情調。


  來這里的路上,我始終在尋覓將心中想法一吐為快的機會,因為若不能把它說出來,此行便毫無意義,自己也將喪失在文學上的立足之地。


  然而,慚愧的是,我卻以笨拙、欲言又止的口氣說了出來。也就是說,我當著太宰治的面這樣說道:


  “我不喜歡太宰先生的文學作品。”


  在那瞬間,太宰猛然地凝視著我,身子往后退了一下,露出了措手不及的表情。不過,他立即側身轉向龜井那邊,自言自語地說:


  “你即使這樣說,可你終究來了。所以還是喜歡的嘛,對不對?你還是喜歡的呀。”


  于是,我對太宰治的記憶到此為止。或許這跟我尷尬地匆促辭別有關吧。就這樣,太宰治的面孔從“二戰”后的黑暗深處突然貼近我的面前,旋即又退到暗黑之中。他那張沮喪的、猶如受難基督一樣的、所有意義上的“典型的”面孔,從此再沒有出現在我面前,消失而去了。


  如今,我已是當時太宰治那樣的年齡,多少也可體會到他當時被初次見面的青年批評“我不喜歡你的文學作品”的心情了,因為我也曾數次遇到這樣的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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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1年9月,細江英公為三島由紀夫拍攝的照片


  我曾在意想不到的地點,意想不到的時間,遇到一個陌生的青年走來,他歪嘴微笑著,神色因緊張而蒼白。他為了不失去證明自己誠實的機會,冷不防地對我說:“我不喜歡你的文學作品,而且令我反感!”碰見這種文學上的刺客,似乎是作家的宿命。坦白地說,我不喜歡這樣的青年,不寬恕這種幼稚的行為。我很有風度地笑著避開,佯裝沒聽見的樣子。要說我與太宰治最大的不同,或者確切地說,我們之間的文學差異,在于我絕不會說:“可你終究來了,所以還是喜歡的嘛。”


  在我的記憶中,太宰治總讓我聯想到他最忠誠的奴仆——田中英光,他的身影總使我想起已遷至茅場町的鐮倉文庫的新辦公室前飽受強風吹襲的都營電車站。唉,又是車站。


  傳聞那時候的田中英光已在吸毒和酗酒,而且他又是個六尺多的壯漢,我曾見過他一次,但我只從遠處警戒地向他點頭微笑,他亦對我微笑示意。那是炎熱的日子,他脫掉外套拿在手上,白色襯衫被風吹得鼓鼓的。由于我們保持距離站著,所以沒有任何交談。有時我不禁這樣想,田中英光如此熱衷文學和政治,卻因為感傷和頹廢搞垮自己的身體,是不是搞錯人生的任務啦?他只要安安分分地劃槳,應該不會發生什么意外。我反過來又想,即使他成了小說家,但是他的性格剛烈,若由他強硬逼太宰治來劃船,又將會怎樣呢?


  為什么神祇要給這六尺高的壯漢如此軟弱的心靈 ?


  每次思及此事,我心中總會泛起深沉的感傷。后來,田中英光踉踉蹌蹌地登上電車離去,那是我看見他的最后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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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筱山紀信為三島由紀夫拍攝的第二本寫真集中的照片


  從十七歲到二十六歲的十年間,我沒有去參加戰爭,也沒有當過流浪漢。


  這十年間,最令我記憶鮮明的,要算是諸多坎坷的心路歷程。比起這十年來,從二十七歲到三十七歲的十年間,沒什么巨大的起伏,正如隨著時間的流逝那樣,之后的十年仿佛過得特別快。少年易老學難成,就是這樣的寫照啊!


  我登上文壇之時,被視為“大正年代出生的人終于也登上文壇啦”而轟動一時,如今已經來到昭和年代出生與戰后出生的人的時代,大正年代出生的人恐怕要淪為時代的落伍者了。


  許多雜志消失了,許多人死去了。各種文學的理想霎時燦爛輝煌,卻又迅速消逝。在這樣的潮流之中,若要堅持自我,此人必定是相當自負的。因此,我寫下這自命不凡的回憶錄,既是要審視我的精神歷程,又有自我警惕的意味。


  最近,我在某飯店的大廳,看見一個陌生人遠遠地朝這邊微笑揮手。我以為他是向別人打招呼呢。回頭一看,沒有半個人影。沒多久,他走了過來,我仔細打量,原來是近二十年不見的同班同學。因為他的頭發幾乎完全變白了,我才認不出來。


  我感到愕然,脫口而出:“原來是你啊!想不到你滿頭白發……”說到這里,我猛然閉口。我的同學面帶微笑,不做回答。或許他有一言難盡的苦衷,也經歷過各種滄桑吧。


  當時我所受到的沖擊是相當利己性的,腦際中立即浮現出怪異的想法來:“說不定我得開始面對老年生活了。”


  不過,這個沖擊我很快就忘卻了。而這種忘性之快和對凡事漠不關心的態度,正是老化的預兆,我竟然沒察覺到。


  然而,在文學創作上(日本很多藝能界人士都是如此),有時肉體衰老之后,反而有助于藝術青春的綻放。二十幾歲的我,無論如何就是無法描寫青年的心境,如今我快四十歲了,卻可以說已來到能夠描寫青春生命的年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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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島由紀夫學生時代的照片


  中村光夫曾說過這樣的精妙之言:


  “我三十歲的時候,覺得自己已不年輕了,但到了四十歲,我卻認為自己還很青春。”


  回想起來,在我經歷的時代中,出現過社會的劇變,卻沒有對日本作家形成具體的影響,也沒有在廣大的外延上使得其思想更為成熟。如果日本的小說家把經歷各種精神磨難和從歲月累積中得到的啟發只當成寫作技巧的提升,就未免太可悲了。


  所以,我很早就想打破這種想法,不是慢慢拖延到五六十歲才全部拋棄,而是半途即想把它擊個粉碎。


  現在,我已經從心底不相信二十六歲時狂熱信奉的古典主義的理念了。不過,要我快刀斬亂麻地揚棄自己的感性,固然看似很有氣魄,其實難免有些落寞之感。因此,我很快開始思索年輕和青春的荒謬性,但若說“年老”能帶來樂趣嗎,我又無法坦然接受。


  于是,我萌生一個想法,無論現在還是瞬間,抑或時時刻刻,都在思考死亡。對我而言,這或許就是最為活生生的真正肉欲的唯一想法。從這個意義上說,也許我生來就是個無可救藥的浪漫主義者。二十六歲的我,追求古典主義的我,以及感覺最接近活著的我,說不定原本即是個冒牌貨呢。


  由此看來,我如此詳細所寫的自己“青春漫游時代”的前塵往事,也就不值得相信了。


  (編輯:夏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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