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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來長篇小說《云中記》:文學的通透之境

2019/06/12 11:48:22 來源:文藝報  作者:陳曉明
   
《云中記》寫出了人和故土的深摯聯系,感受自然、感受生命的一種心靈,守護精神家園的一種態度。

  《云中記》寫出了人和故土的深摯聯系,感受自然、感受生命的一種心靈,守護精神家園的一種態度。


  記錄災難當然是一項責任和道義,但《云中記》還有更大的視野、更遠的思想,阿來的寫作大氣而富有靈知,寫出了文學的通透之境。


  阿來是一位獨特的作家,盡管我們都可以用獨特性來理解任何一位作家,但阿來的獨特性有其厚度和廣度,這是一般作家所沒有的。他身處藏文化的地域背景,他的本教(Bonismo)熏陶,他的語言素養,他作為一位博物學愛好者的特殊秉賦,所有這些,都可能轉化為他以文學把握世界、表現生活和摹寫人物的能力。說起來,阿來有點大器晚成,1998年出版《塵埃落地》,旋即暴得大名,那時阿來已經快40歲了。后來有《機村史詩》《格薩爾王》等厚重之作,這么看,也是厚積薄發,出手不凡。阿來年輕時在偏遠的藏地村莊里教書,如果要到大一點的鄉或縣里,需要騎馬翻山,在荒蕪的大地上走很遠的路。那時,他騎在馬背上喝酒,看著太陽升起又落下,而目標尚未抵達。這注定了阿來在文學上的定力非凡,他是一個走長途的人。60歲這年,他出版了《云中記》,無疑,這部作品也被注定了不同尋常。


  小說講述了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后4年,村民們都遷移到安全地帶安居樂業,生活也開始走上軌道,但阿巴祭司卻要回到云中村,祭祀村里當時蒙難埋在地下的亡靈,他要超渡這些亡靈。在他幾乎完成所有的祭祀儀式時,云中村遭遇地震余震引發的劇烈滑坡,整個村莊從此消逝。這本書直接寫紀念5·12地震,通過云中村最后一個祭師祭祀亡靈,寫出人和故土的深摯聯系;寫出感受自然、感受生命的一種心靈;寫出守護精神家園的一種態度。


  要說《云中記》的文學價值,我以為只有用“靈知”寫作來接近它,才可能揭示出它的獨特性。這本書最讓我感動的是阿來的“靈知”寫作達到了一個境界,靈知并不轉向神秘,而是打開文學的通透之境。說到“靈知”,可能會聯系起基督教的諾思替教(Gnosticism),這里只是借用一下這個背景。阿來在中國作家中是非常獨特的一位,他有獨特的宗教、文化、民族背景。中國大部分作家都經歷了20世紀普遍經驗的洗禮,中國作家的思想和文化經驗很大程度上容易全部依托在普遍經驗基礎上。當然,不少作家以個人的天分還能保持一份獨創性,這已經非常了不起。但是阿來有他得天獨厚的地方,就是地域的、民族的和宗教經驗的獨特性。正因此,阿來的作品一出手就不凡,不只是《塵埃落定》,他的前前后后的作品都打上獨特的精神印記。《塵埃落定》《機村史詩》《云中記》是關于本教文化及其村莊史詩的三部曲,我不是說它們有某種內在的內容聯系,而是精神上的關系,《云中記》又打開了另一個面向。


  在這部作品中的令人驚異之處在于寫實和靈知能結合得這么自然。這種自然性的難度在哪里?差異非常大的事物能結合在一起這就有難度。寫實和靈知結合的難度,體現在不管是故事的連接、氛圍的接續,還是感覺的一個變化,都有很大的難度。但在這部小說里阿來做到了大化天成,如入無人之境。敘述幾乎沒有見出作者聲音和角度,而是阿巴一個人在活動。仁欽的故事歸屬于阿巴,而阿巴也與村子里的一草一木,與土地、魂靈融合在一起。


  阿巴是個祭師,他很自然地和靈異的靈魂建立起一種關系,產生一種對話。顯然,其基礎是對死亡經驗的態度。《云中記》既然是紀念汶川地震,當然首要的是祭悼死難者。阿來的敘事策略是從哲理和精神的層面上來關懷死者,他把紀念轉化為對死亡經驗的獨特體驗,這就有阿巴這個最后的祭司對死者靈魂的祭祀。阿來處理死亡經驗有一種通透的坦然,其生命觀與自然達成了一致性。漢民族當然也是非常重視處理死亡經驗,雖然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孔子避而不談死亡。但鄉村把喪葬儀式看成一個重建血緣共同體的機會,把親友招來在死者面前一起哀悼,這是鞏固血親共同體的時刻,從而建構起面向未來的利益共同體。在《云中記》里,通過阿巴這么一個孤獨的靈魂來獨自面對云中村的死難者的靈魂,表達了他所承載的鄉親們的哀悼,也是阿巴個人精神的通靈。在那種敬畏的、信奉的、祈禱的通靈氛圍中,阿巴的形象被立起來了。他顯然不只是一個所謂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人,更重要的是,他是鄉村最后的守護神,他是獻祭者,他是精神性的存在。盡管阿來把阿巴作為一個本教祭司的身份感知死亡經驗,但是,阿來沒有把這種經驗和場景處理得幽暗神秘,也沒有推向深邃;而是有一種通透和明朗,因為小說不斷引向對自然的認識——并不科學主義式的,而是與自然一體的自在經驗。


  阿巴的靈知并非那么形而上,他只是一個本分的祭司傳人,一個傳統意義上的“手藝人”,他并沒有多少超自然的技能,他只是對自然有親和性,虔誠信奉萬物有靈論,在他的面前,他所能感知的,也是最為感動的,是那兩匹跟他上山的馬,是從山上跑下來的鹿,是悄然開放的罌粟花,是山間里的那些草木。他生長于自然事物中,他通它們的靈性,也通人的靈魂,人的靈魂只是自然靈性的一部分而已。


  《云中記》一直在探討宗教經驗與世俗相通的方面,更具體地說,是宗教心靈和世俗親情的相通。阿巴的心理活動向外是自然事物,向內是對母親和妹妹的回憶,現實性則是與仁欽的聯系。阿巴不斷地回憶地震中遇難的妹妹的往事,他的回憶平靜細微,死者的形象一點一點在復活。這部小說讓我們看到了發生地震之前的一個家庭的生活,那么親切、親密,充滿關愛。地震毀滅了這一切,阿巴坦然接受了這一切。阿來不去寫那些痛苦不堪的死難場面,他更注重描寫的是生者如何經歷死亡經驗,如何面對死亡經驗而能重新活著。


  阿來的寫作始終那么明朗,他處理的歷史或現實,都隱含著一個消逝的地域及其文化的主題。如此悲劇性和沉重的歷史主題,他卻能舉重若輕,大而化之,轉化為自然本身的某些時刻。他原來的故事都有很強的地域性,他會去看這種文化在這個地域里的消逝,地域是存留下來的。《塵埃落定》是阿壩藏地部落最后一個土司的故事,這個經驗是以生為始以死為終(開頭是傻子少爺在床上的成年禮,結尾是傻子少爺被仇人殺死在床上),但小說卻貫穿著濃郁的抒情氣氛,始終那么通透明朗。《云中記》則更徹底,現在,這個村莊在地理意義上消逝了,帶走的還有最后一個祭司。一個村莊的消失,前面鋪墊了那么多死亡和死魂靈,阿來仍然能寫得那么明朗。阿來曾表示他寫作《云中記》的時候,不斷地傾聽著莫扎特的《安魂曲》。阿來在靈知的意義上看到的是一個世界的通透,不是世界的幽暗,通透并不是比幽暗更高的意境,而是不同的意味和風格。幽暗比通透更多深邃;通透卻有更多超越性的氣質。這就是文學和作家的多樣性,文學的世界因此才會有無限的豐富。


  我們看阿巴作為一個祭師,就像《塵埃落定》最后一個土司,就像《檀香刑》最后一個劊子手一樣,都道出了中國文學的某種特殊意味,也因此寫出了一段歷史的命定實質。《云中記》的最后一個阿巴祭司卻有著日常性,阿來寫得那么樸實、真實、自然,和我們那么親近,沒有神秘,沒有不可知,沒有巫術。阿巴說到的和使用到的祭祀的工具,都是像耕地的農具一樣,是生活本身。


  阿來在這部作品中,還寫了很多事實性的生活,那是村民在遭遇地震之后的生活,他們的遷移,他們重新開始生活的困難、矛盾。仁欽代表了現實,通過一種親情血緣紐帶,小說在阿巴和仁欽之間建立起很自然的平行關系。仁欽的現實性總是在阿巴這樣一個離開了現實的精神層面下來觀照,在小說中,靈知和現實仿佛是生活自然變化的兩個扇面,又像是一段河流起伏的不同的段落。阿來任其自然的敘述似乎不露聲色,但他內里是很有講究的。比如那個熱氣球,前面有那么多的鋪墊,不只是故事的豐富性需要,更重要的是為了最后讓讀者獲得一個直接視點,看到云中村是怎么消失的,這才是現代小說敘述的可靠性邏輯。熱氣球這個近的視點能夠把一切看得那么清晰,強化了云中村消逝的過程和結局。


  小說一方面有很高的視野,另一方面下功夫在細節上,在近距離地觀察上。阿來的作品描寫每一個事物、每一個人,每一個寫到的東西都有一種清晰度。云中村消失時的視角是通過熱氣球的攝像機(那是他事先藏的一個視點),我們非常真切地看到了云中村的消失。小說中的祥巴是一個極不安分的人物,他是被現代煽動起來的鄉村現代主義者,他偷盜、做生意、搞開發,沒完沒了地倒騰。但是,最后是他搞出來的熱氣球用攝像頭“眼睜睜”看著云中村在泥石流中掩埋于泥土之下,永遠消逝于大自然中。阿來是一個博物學家,他觀察事物總是要有近距離的視點。就這一點而言,我們依然可以看到小說隱含著現代與傳統之爭的主題。


  記錄災難當然是一項責任和道義,但是《云中記》還有更大的視野、更遠的思想,阿來的寫作大氣而富有靈知,寫出了文學的通透之境。


  (編輯: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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